放眼中国光伏产业，几乎全是畸形政商关系的产物。
短短十年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到全球50%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这一切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对地方明星企业的大力扶持。
2001年，施正荣带着十几项专利和40万美元回国创业，辗转接洽了杭州、大连等多个沿海城市。最后，手里那份250页的材料被无锡市领导相中。
在无锡市政府担保下，小天鹅集团、山禾药业、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等八家当地知名企业共同出资600万美元，加上施正荣的200万美元（40万美元现金，160万美元技术入股），2001年9月正式成立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
外界看来，这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博士是以高科技的优势竖起行业门槛，获得了政府的信任，进而取得光伏领域的成功。
事实上，光伏组件生产的门槛远非高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副所长李俊峰曾指出，“没有核心技术的光伏产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市场，造成事实上的垄断，很快就会陷入红海。”
简言之，中国制造企业的尴尬并未在光伏行业上消减，光伏企业的竞争力仍然来自于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
制造业企业欲上规模、提产能，资金和生产用地是最重要的要素。无息贷款、零地价等优惠条件，成了地方政府鼓励旗下支柱企业扩张投资的主要行政手段。
“在热火朝天的2005年前后，光伏企业在各地与政府的谈判中非常强势，一般建厂房都是无偿的，几百个亿的低息银行贷款都不带谢一声的。”一家龙头光伏企业的高层告诉记者。
这是全国几百个城市在当时光伏热潮中的一个缩影。投入大量资源后，地方政府却发现其技术门槛不如企业当初宣传的那样高。
在这些企业褪去高科技光环后，帮助企业继续扩张拿地、用政府信用背书担保贷款，则成了地方政府的应有之义。2005年至2010年间，此举催生了多家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明星光伏企业。
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第一的英利集团所在地保定高新区，在英利入驻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产业方向。用时任保定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马学禄的话来说，就是简单地按照招商引资比拼优惠政策的路子。
“有时候会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换项目；而且后期项目一旦离开，会造成当地经济的空心化”，保定高新区甚至面临摘牌之虞。随着英利的壮大和上市，高新区确立了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新能源，并以英利为核心，相关配套产业快速成长，走上了正轨。
现在，保定高新区综合经济效益超过不少省会城市的国家高新区。
故事发展到这里，倒也是一出“双赢”的喜剧。
随着欧美等地对中国光伏组件产品“双反”调查逐渐展开，中国光伏组件的主要出口地市场大幅萎缩。政府在光伏企业创业初期投入的成本，及一旦破产将面临的大幅失业压力，令其欲罢不能，不断以行政措施干预产业走向。
在业内看来，尚德与赛维的命运，不单单掌握在施正荣与彭小峰手中，政府及银行的支持力度才是关键。
记者近日在采访江西、江苏、河北等光伏大省发现，商业银行早已不愿意介入陷入债务困境、现金流枯竭的光伏企业，对其信贷评级一再降低，但仍有部分曾在税收和就业方面贡献巨大的光伏企业，能够获得政府背书的银行贷款。
最近的案例，正是前述的赛维以资产抵押向华融申请信托贷款、地方政府以财政预算做担保；而东营光伏50.38%的股权，则由东营市政府作价1000万美元收购。
这一切，都在侵蚀财政资金和政府信用，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但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却很难让人指责，甚至其中自有逻辑：一个有进取心、寻找当地GDP增长点的地方政府，在接受到高科技自主创新企业创始人的项目书后，见猎心喜般将手中所能掌握到的资源，包括政策、国有资本、技术、市场等与之整合，扶持企业；一旦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对当地GDP、就业、税收又将造成极大影响，必须依靠行政手段对其进行拯救。
中国光伏产业，正在上演金融危机中一些华尔街投行“大而不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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