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到主动
我国新能源最初的发展与农村密不可分。1974年8月30日，病房中的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中央专门技术办公室，询问太阳能应用情况。中央专门技术办公室记录了周总理电话的内容，大意是：“请你们和中国科学院将利用太阳能的问题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材料，内容包括当前的情况，如卫星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报上已公布的太阳灶等研究和使用成果、前途展望，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和安排等，搞细一点。请你们报告陶鲁笳同志（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编者注）并通知有关单位共同搞。”
正是由于周总理这一个电话，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调查，并成立了全国太阳能协调组，后来由胡成春牵头撰写了报告以及后来的《全国太阳能科技发展十年规划》。
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将新能源纳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始起步推动中国新能源的创新发展。那时候的新能源如同一张白纸，不像现在这样举足轻重、万众瞩目。
1983年，当时的国家科委提出了新能源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
发展初期，由于资金有限，新能源的发展要以“小型”为主，风能是从几十瓦的微型风机做起，太阳能则是从集热器开始发展，此外，光热、光伏、生物质、潮汐能和地热能，也都提出了一些发展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新能源被认为“远有前景、近有实效”，“远有前景”指未来能用得上，但是何时能迎来发展机遇、有多大发展规模，在当时都是未知数；“近有实效”主要在于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比如太阳灶和沼气。
新能源发展起步的大背景是石油危机，也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
1982年，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诺克斯维尔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送去的一艘小型太阳能龙舟博得满堂彩，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在那次博览会前，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于1981年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中国也派代表团出席，会议通过了《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利用的内罗毕行动纲领》。从那时起，新能源就进入了全球的视野，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开始密集地展开。
当时，我国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化新能源示范村——北京大兴义和庄新能源示范村，引进了德国的光伏、光热、太阳能集热器、风力发电等众多技术，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88年，中欧合作的“大陈岛互补能源系统项目”之一——元宝山风力发电站开工。自此，我国开始引进欧洲的大型风机技术并开启国产化进程。直到21世纪初，国产风机才开始逐渐取代国外产品，逐渐占据国内的市场。
作为“七五攻关项目”的多晶硅，在起步阶段也得益于技术的引进。当时引入了意大利的技术，同时在云南、浙江分两条线分别生产原料和多晶硅电池，最终带动了我国多晶硅的发展。
中国新能源的成长在国际合作中获益，既包括项目的合作与技术的引进，也包括政策的借鉴。比如，我国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过程中，借鉴了国外诸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在开拓两个市场、加强国际合作、实施能源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是学习和汲取了国际经验。
从补贴到平价
过去30年，尤其是近10年来，新能源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光伏为例，早在2017年年底，我国光伏装机容量达1.3亿千瓦，提前三年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2.5亿千瓦，比原计划翻了一番。
其中，国家宏观战略和激励政策的推动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诸多企业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行业的技术水平，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基本实现了平价上网，合力推动中国新能源行业连续多年占据全球装机容量第一名的位置。
可以说，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今天的新能源产业。就风电而言，截至2019年的十年间，全球陆上风电度电成本下降了25%左右，而中国陆上风电平均度电成本下降了40%以上。以光伏为例，30年前，光伏发电转换率即便提高1个百分点都很艰难，彼时的转换效率仅有10%左右，现在早已超过20%。更为重要的是，光伏产业成本的降低，是从硅料、电池到组件全产业链的降低。过去，没有人想到今天光伏成本仅是十年前的十分之一。
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关乎未来发展，而不是装点门面。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重视科技研发，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要不遗余力地通过创新突破提高制造水平、产品质量，确保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竞争力；其次，应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技术路线很多，企业需要考虑成本效益。做到技术进步与成本增加要形成合理比例，需要权衡各种因素，找到平衡点，既要考虑技术的经济性和发展前景，也要考虑技术的市场接受度。无论如何，如果企业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肯定会非常危险。
在市场层面，企业需要打开全球视野，加大开放力度，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避免闭门造车。同时，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和发展格局不平衡的现实，要统筹协调集中式和分布式发展模式。一方面，要有步骤地发展西部地区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另一方面，更要重视中东部地区的分布式光伏发展。西部地区资源虽然集中，但受输送通道建设限制，导致清洁、低成本的光伏电力无法及时送出以供应中东部地区。而在能源转型、“双碳”目标下，中东部地区作为耗能大户，也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光伏。
从突进到融合
未来，中国的能源系统将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意味着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还将至少增加超6亿千瓦。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将成为未来的主体能源，其主体地位应如何体现？
能源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统筹大局、协调推进，各种能源之间不应割裂开来、各行其是。需要研究新能源怎么更好地和其他能源融合，形成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并因地制宜设计不同应用场景等问题。
具体方向有两个：一是多能互补，把风、光、生物质能和天然气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多能互补的系统。二是智慧互联，把发电、输配、储存、应用这些环节，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互动响应、远程控制。
未来，不仅要从行业角度看新能源，更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来统筹，要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进行探索。我们不仅要把产业发展好，还要把应用发展好，使新能源真正深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行业、农业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及老百姓生活之中。比如，在国家组织的重大应用工程项目中，包括污水处理厂、高速公路建设、南水北调水渠、工业园区等领域，统筹规划布局柔性支架光伏系统，从而降低用电成本，推动绿色发展。
另一个融合就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合作发展。新能源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他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并把资金投入光伏产业的发展中。如今，光伏已成为中国的国际名片，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也备受关注，有着不同的意义。在这方面，实力雄厚的国家队、较有创新动力的龙头企业、活跃的中小微企业都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加强合作。比如，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近期推出了新能源云，通过建立互联网大数据应用，让更多的新能源进入电网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和新技术的注入，会推动新能源的深度利用，给新能源的发展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亲手打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础，而且见证了中国正在实现能源革命的重大转型。到2060年，我们相信，碳中和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未来40年，一定会比前40年做得更好。让新能源深度融合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老百姓都能用上身边的新能源，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正从梦想走向现实。
作者系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本文由《能源评论》记者王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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